近几十年西乡社会音乐活动追记

随着时光的消逝，人们对曾经发生过的事物会渐渐淡忘及至遗忘。为了避免这种遗憾，我想把发生在西乡的音乐方面活动在我脑中的残留记忆用文字记下一些。算是对曾经活跃在西乡的音乐爱好者们的一种怀念吧。另外，本人看到新版县志中解放后的部分官事写的多，而民事相对较少。我无意关心县志上那些记载，只想记些凡人小事。同时希望其他网友把我不知道而你们又知道的这方面事也写出来，供关心此类信息的人了解。人老了，眼睛容易疲劳，只能一点一点的写，陆陆续续的发。
        1、解放前——小时候听妈妈说的
    解放前，有个活跃在西乡的纯属自娱自乐的戏班叫“自乐班”。参与者分布于各行各业，我还能记到的有医师张正邦、酱醋店老板沈文远（沈云华的爸爸）、饮食业师傅袁**（袁明娃的爸爸）……。其中最小的是宣官贵。据说经费都是他们自己捐的。如果晚上排练时间太长，沈文远就会拿自己店里的糕点送给伙伴们做夜宵，或袁**给大家煮些面条吃。在这个民间文艺团体里，不分贫富，都是好朋友。这种和谐关系恐怕是西乡历史上永远值得赞扬的社会现象。
    另外，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了解到，三青团属下还有个常年活动的剧团。
    七十年代从一篇介绍著名音乐家张寒晖的文章中得知，抗战时期张寒晖曾经带领他的学生来西乡进行过街头演出活动。

 2、解放初期——自己看到和听到的
    西乡解放时，我还差两个多月才能满三岁。这个年龄是刚刚具备长记忆的发育阶段。我看到并能模糊记住的音乐活动是曾有几十个军人（现在想来，肯定是解放军）在三中东边、草街南口的合唱及在三中操场南边河滩上的综合文艺表演。演唱的具体内容当然是我当时不可能听懂也不可能记住的。我当时听不懂但能记住的第一首歌曲是“嗨拉拉拉拉，嗨拉拉拉……”（大了以后才知道那是抗美援朝初期的歌）。当时每天下午都有人站在南河坝戏台上教大家唱这首歌，学的人很多。于是这首歌便在大街小巷不绝于耳了。当然我也在根本不懂的情况下天天唱着。此曲的流行热度远远超过现在唱流行歌曲的热度。上小学后，我看到的第一个表演唱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演唱的西乡民歌《南山竹子节节高》。记得其中有一个演员叫马吉亮（马吉山的哥）。
    那时我还看到过一个铜管乐队，是老崔他们那个杂技团的乐队。大概是五、六个人的编制。他们的演出程序是先由北向南穿城游行，最前面是乐队，接着是马队，最后是其他演员。出了南大街后，乐队就靠边站着吹，马队即向南河坝草地（现公园）奔去圈场子，其他演员随后进场并开始演出。我工作后从跟文化馆的人接触中得知这个杂技团属民间组织，行政上归文化馆管理。后来与兴平杂技团合并组成了陕西省杂技团。
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演唱曲艺的民间艺术组织经常在街头演出。在电影院旁边住的那个算命瞎子黄**就是其中的一位艺人。
    每年春节，城里的四个街道、前锋、结友两个生产大队和农村的大多数生产大队都要排演文艺节目。演出节目一般有常见的齐唱、独唱、表演唱、歌舞、相声和地方传统节目彩船、狮子、车车灯、蚌壳精、舞龙、社火等。那时人们的生活都比较清贫，但参加文艺活动却纯属兴趣而为，没有报酬的。我记得结友大队最活跃的有四队的余长珍和一队的张子春等人。有时城关镇还对各街（队）的节目进行评奖。因是街头演出，两个队伍遇到一起是常见的事。有一次前锋和结友的演出队都同时到了北广场（即文革后的体育场）。两家便协商后进行了一场同台演出。

 3、大跃进前后
  （因现在五十多岁以下的人没有对“大跃进”的直接了解，故而先简单说明一下这段时期的社会背景。大跃进是指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跑步走向共产主义。那时老师给学生讲的是三年实现共产主义。其具体措施是各家都拆掉锅灶，城区以街道为单位开办伙食，农村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开办伙食，这种安排时称“吃食堂”。农村青壮年都去挖矿炼铁，小学生则停课用书包搬运铁矿石或去河里捞铁砂。中学师生则住在山里挖矿。从而使大量农田荒芜。）
    虽然在大跃进的年代人们缺吃少穿，但音乐活动的开展却丝毫未受影响，春节文艺活动照样进行。参与者照样不要任何报酬。正如人们常说的黄柏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那个阶段唱的歌大半是歌唱社会主义、歌唱党和毛主席以及鼓舞革命斗志的内容。如：《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唱的幸福落满坡》、《众手浇开幸福花》等。这类歌的歌词大半比较直白，都是些标语口号。曲调简单容易上口，但曲调都很符合作曲规律，堪称精品。
    这个阶段是西乡县剧团的辉煌时期，由于演出水平很高而常去省内外巡回演出。1959年，西乡剧团又招了一批学生，使编制扩大到60人。文工团不外出的时候在本县的剧场里也几乎天天晚上演出，观众也基本上场场爆满。
    西乡剧团的张敬亮在团里起着很多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个全才，是我终身的学习榜样。他会作曲（真正的作曲，不是拿别人的作品作为素材拼凑“新作品”的那一种）、会演奏多种乐器、他的舞台美术水平是全省任何一个文艺团体都赶不上的（这是我1977年看过易俗社等省上十五个剧团的演出后得出的结论）。
    这个阶段西乡县城市文工团（始称城关文工团）也很活跃。尤其他们演出的《三月三》给西乡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团的团长是由城关镇委派的，叫任**。骨干有吴荣昌、赵正江、徐玉凯、张锡贵、赵**（打扬琴的）等。其他人的名字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还只是个成天跟上跟下看热闹的孩子。
    旧社会那个自乐班在这个阶段未见集体活动，但其成员都是四街二队文艺活动的骨干。
   《拔秧苗》、《一分工》等节目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地产作品。（后来在文化革命的大串联时我还听到过外省的一些广播站播放《拔秧苗》的唱片）。
    更值一提的是一中和二中那时相处很好，虽然在县上的歌咏比赛中双方都要参赛，但二中校长李金明还常请一中的笛秒老师到二中指导合唱。
   
   4、社教时期的音乐活动情况：
   （社教运动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实质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而设置的前戏。但客观上对延缓基层干部腐败的发生起了积极作用。）
    社教的头一年为全面开花的运动形式，音乐方面除增加了演唱歌唱社教运动的歌曲外，没有其它大的变化。后来将全面社教转为试点社教后，西乡被确定为全省三个试点之一（其它两个点是长安县和绥德县）。这一下可热闹了，中央和省上很多大人物都以社教干部的身份来到西乡。其中当然也有很多文化名人，我们结友就来过一个北京京剧院的老头，在六五年的春节还给我们导排过文艺节目。省上的如貟恩凤等都来过，都是陕西歌舞剧院和其它一些剧团的干部和演员以及西安音乐学院的部分师生。这些人的到来给西乡的文艺活动增添不少活力。培养了很多音乐爱好者。创作了很多具有西乡地方风格的音乐作品。记得六五年春节我和其他同学去东关街排练现场耍时就看到一位抄关中口音的社教干部正忙着给文艺队创作歌曲。不过看的出他不是专业作曲家，也许是演员或演奏员。因为他是在往陕南民歌的现成曲调里填写自己编的新词。我写这件事不是想说他作的不好，只是想说明当时人们的创作热情很高。（其实即使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不是依然有人把改变别人曲作的几个音符当做作曲并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吗？）

    在这些文艺界社教干部的帮助下，西乡文工团很多原来沙哑的嗓子不再沙哑了。在他们的帮助下，西乡文工团赴兰州参加文艺会演取得优异成绩。社教结束时西安音乐学院创作了一台表现西乡社教的文艺节目。除在西乡演出外，还在回西安时沿途在城固师范、汉中等地进行了演出。那台节目的开幕曲“千树万树红花开，社教大军进山来。……”、刘大冬和赵震霄的独奏等节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社教中本地业余作者刘正邦创作的一首歌舞曲很好听，我没有记住歌名，仅记得是以薅秧为题材的。（刘正邦后来在西乡粮食系统工作）
    社教结束时，为了“巩固社教成果”而留下了一些社教干部，陕西歌舞剧院的刘虎澄就是那时留在西乡文工团的。
    另外，我不知道是社教中还是社教前夕，西乡曾经有两个歌舞曲被拍成了电影。其中一个叫“张二嫂喜洋洋”，另一个我记不到名字了。

  5、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前夕。
    文革起始我还在外地上学，未亲历西乡的音乐活动。听说当时西乡某派学生组织排演过长征组歌。我当时在外地某派学生组织的百人宣传队中担任音乐编辑（也夹杂些自己的曲作）及指挥。和其他几位同学（西乡籍的同学占了几乎一半）共同编导了《光辉的历程》和当地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发射成功的专场文艺晚会。
        1968年回西乡后，看到西乡文工团和农村的很多大队都在疯唱样板戏和“忠”字歌。我被分配到桑园的八一大队劳动锻炼，这个大队是当地文艺活动最活跃的大队，我也就成了最受他们欢迎的人。在那里，我和农民朋友一起凑了凑唱样板戏的热闹。但我对当时每次下地劳动前站地坎上唱忠字歌提出了异议，农民朋友们也都很赞同我的想法。此后八一大队就再也没有在干活前例行唱忠字歌了。在那个阶段除样板戏外，人们唱的歌曲90%以上都是歌唱毛泽东和歌唱林彪的。现在想起来还真觉得非常滑稽。
        1970年我开始当教师。不久后，普及样板戏的活动由原来民间的互相拣样学样转变成了官方下达的“政治任务”。县革委会责成县文工团给基层培训样板戏骨干，各公社也就按要求派员参加培训。我当时曾代表沙河区带领几个沙河中学的学生参加了一期培训。在培训班上也有幸见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偶像（例如曾在《拔秧苗》中演主角的那位演员，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叫明秀珍）。
1971年后，全国的音乐大环境在悄悄发生改变，样板戏不再一花独放了。西乡也随全国一起刮起了短暂的台湾校园歌曲风。同时，西乡本土业余作者的文艺创作也随着官方一年一度的文艺会演而迅速掀起了热潮（因为革委会提倡自编自演）。
    有比赛必然有竞争，说到竞争我就想起了一中和二中。那时一、二中宣传队的学生虽然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但却都不存在恶意。两个宣传队的学生在台上是对手，但在台下却堪称朋友，常在一起玩耍。虽然二中宣传队的学生为了竞争的需要而散步“二中的伙食一中的戏，不吃不看不怄气”的顺口溜。一中宣传队的学生便回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二中的普通话”的顺口溜。但都没有因此而伤和气。准确的说那只能算是孩子们在闹着玩而已。
    那段时间，工人俱乐部以工会名义，从各单位邀请一些文艺爱好者去俱乐部进行排演活动。大家都活动的很开心，围观的群众也觉得很享受。
       1974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峰坦大队的刘永佳拿着他写的剧本《仓库风云》请求谱曲，我很乐意地答应了。因那次会演将在正月十八开始进行，我便从初六开始住在他们队上开展工作。我谱出一点，他们就排一点，排的过程中又根据实际效果进行修改。到正月十二终于定稿。按期参加了那次会演，并非常成功。这次说是给人家帮忙，其实我也从那次活动中探索出很多书本上没有的谱曲经验。例如为以后谱曲及伴奏如何方便演出积累了经验。也为近些年用电脑为合唱做伴奏积累了经验。
    不久后，县上安排我和文工团的刘虎澄、文书林、文化馆的王文艺去辅导杨河坝大队的文艺活动。在我们之前已先期到达的还有周厚坤。那次和文书林写了大约五六首歌曲，其中表演唱《政治夜校就是好》在省上的刊物发表并被外省转发。刘虎澄写的小戏《一台打米机》由李世谨拿回城里请张锡贵谱了曲。张锡贵谱的曲虽然不算很好，但却都是真正的作曲，属于自己的创作，而不是那种把其它现成曲谱改换几个音符的所谓作曲。文书林写了一个小戏《填表》（杨汉贵作曲、文工团演出）。刘虎澄写的另一个小戏是《政治队长》，由我谱曲。是以“思想落后”的社员贩猪，队长进行耐心的教育为主线展开剧情的。所以刘虎澄建议舞美把底幕画成一个大母猪给一窝小猪喂奶，并希望笔画简洁，以显浪漫。为了整体风格的一致，我便把山里吆猪的声音加以夸张并以此构成旋律作为启幕曲的前奏。排练好并演出了几场后，我暂离杨河，出了趟远门。回来后刚好赶上这个戏和《填表》在汉中参加调演。观摩演出时我发现那几句模仿吆猪的旋律被删掉了。同去的领导解释说删去的原因是县上领导觉得那样不够严肃，我又不在家无法征求我的意见，所以就直接删了。
在这个系列文章的前面部分，有网友在回复中提及歌曲《毛主席关怀咱杨河坝人》，因过了三十多年了，记忆有点模糊。记得那首歌是杨河坝那一整场演出的开场。文书林写的词，先是由我按西乡的地方风格谱了曲，到县上演了几场后，杨汉贵来了创作热情，他又为这个词另谱了一曲，但由于他没有摆脱我那个版本的影响，既是新曲，又基本上保留着原曲的很多因素以致唱起来有点费劲。在杨汉贵教唱了三个多小时以后，他和农民朋友们都很累，可是大家还唱不会。为了救场，我便进去帮他接着教了那个新版的《毛主席关怀咱杨河坝人》。半年多以后的演出中又出现了此歌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音乐所追求的“高、快、硬、响”的特征，不过听起来句句都有些耳熟。估计是杨河那些插队知青自己“谱”的。
 ——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前夕（续）
        1972年，省上请作曲家赴汉中举办了一次为期一月的作曲学习班。老师是省群众艺术馆的窦伯超和杨璀、西安音乐学院的宁尔。学员共24人。其中西乡学员有我和杨汉贵。学期结束时将学员作品（每人一首）汇集成册，名为《汉江歌声》（第一期）。其中我的作品是《茶山新歌》，杨汉贵的作品是以插秧为题材的，具体名称记不清了。后来在地区举办的几次改稿会上，参加过这次学习班的朋友都戏称自己是汉中作曲行道的“黄浦一期”学员。参加这次学习班，收获很大。虽然从上初中时开始就已将三本不同作曲家写的《歌曲作法教程》之类的书和里姆斯基的《和声学基本教程》几乎已经背熟。但这次学习中发现，有时候老师一句很简单的话可能会把你跨越式地带到一个你想不到的更高层次。
    关于作曲，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与咱们西乡有点渊源关系的作曲家邓怡如对西乡音乐的关心。七十年代初他曾两次来西乡对我们进行个别辅导。两次都是我和张锡贵同去。在辅导中对我的创作个性和抓取动机的技巧给于了肯定和鼓励。在送他去火车站候车时发现，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和一只铅笔，当想起几句好的旋律时便把它记下来，以备后用。对此他解释说咱们作曲的人应该手勤、脑勤，别闲着，就像他们搞美术的随时随地进行速写那样积累素材。（邓怡如生于西乡马道口。其父是洋县人，母亲是西乡堰口人。八岁时全家随父回洋县。）
七十年代前期一年一度的全县文艺汇演被视为县里的大事。地区的相关官员要来观看。有时还有外县的文艺界人士以个人名义来观看演出。有一次我问举办一回文艺汇演要花多少钱？一位干部答曰“两万五”。现在若办那种规模的会演，估计最少得花七八十万。
        1977年，是一年一度的大规模文艺汇演划句号的一年。当年，我校的参赛节目是我写的五幕话剧《潮流》。有人问我：“你是音乐老师为什么不写歌剧而写话剧”？我答：“不具备演歌剧的条件”。那部话剧的背景音乐我共写了九段。是把配器谱的分谱写好后交由文工团乐队帮忙演奏，同时请当地驻军帮忙录的音。
    关于《潮流》这部话剧，戏外还有个小插曲：本来剧中一些素材都来自报刊上报道的全国各地发生的事，并无自揭我们学校的意思。但当时的校革委会主任焦**发现其中不少台词都是他在学校行政会议上说过的话。心里很不高兴，又不便与我直说，便托冀老师传话说“虽然我曾说过那些话，但其他领导反对，我也没有执意坚持。就不要往戏里面写了嘛”。冀老师也当即解释说“任老师根本不知道你们领导开会的内容，那些都是报刊上报道过的其它学校的事情。” 他虽然接受了冀老师的解释，但心里仍然别扭。所以，那部话剧仅在会演时演出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安排演出。在会演第二天我提出安排人去取回布景，他说，算了，留给文工团，让他们改做其它布景吧。从此也结束了我校文艺队的活动。
    当然，县上给全县文艺会演划句号的根本原因还在于1977年恢复高考后，各学校对文艺活动不再乐意参与。而学校若不参与，会演就会失色一大半。
    这年冬天省上召开创作大会，县上安排胡长发、文书林、王文艺和我前去参加了会议。
    七十年代末，徐邦杰从宝鸡某工厂调到沙河的173厂。一天，他邀我去他家玩（初中时我们共四个同学经常在一起玩）。是时向我提出了写几首曲子然后互相修改并以共同名义发表的建议。于是，我写了两首，他写了三首。现在我只记得我写的那两首中其中一首是《燕子年年来我家》。后来，省群艺馆将此曲送到唐珂（长征组歌曲作的执笔）那里，请他批改并撰写了一篇名为《歌曲修改》的辅导性文章发在省上的《音乐辅导》刊物上。1981年，此曲被评为省创作三等奖。我们两人各得奖金20元、奖状一张。后来又在音协的刊物上发了一次。
    七十年代末，随全国的大流，在省地县三级的安排下，我县也开展过收集民歌的工作。当时西乡参与此事的有张敬亮、杨汉贵、石建华、徐邦杰和我。

  ——八十年代的音乐活动
    八十年代起，大唱流行歌曲之风狂吹全国各地。我由于反感那股流行风尚而基本停止了音乐创作。只在上面布置有演出任务，不得不写时被动地写点。那时，流行歌曲我不愿写，而艺术歌曲写了又没人唱。没人唱的歌即使在刊物上发表了，又有何意义？罢。徐邦杰曾多次鼓动我继续写，但始终没有把我鼓动起来。其它业余曲作者也都基本处在作曲的蛰伏状态。也有新人试图写流行歌曲，但终未修成正果。唯有徐邦杰还在拼命的写儿童歌曲并想着要写流行歌曲。因此，那些年西乡只有徐邦杰一个人还在写歌。
    不写歌，总得有点音乐方面的活干着。于是我便在校内开展了“每周一歌”教唱活动，教一些大家还乐意唱的非流行歌曲。同时对校内外音乐爱好者进行一些无偿辅导，把很多人送进了音乐院校或中师的音乐班。这个阶段，街道和农村的音乐活动也处在一个不够热烈的阶段。
        1984年全国自上而下推广集体舞。当时工会和团县委都有所响应。县上把我调去文化馆后，我也就立即和文书林馆长在馆里组织了集体舞活动。后因学校坚持向上面要音乐老师，不得已，在两个月后，我又回校任教。集体舞活动也就随之告一段落。之后交谊舞便渐渐的再次兴起。
在大会演停办后，县上也组织过一些小型演出活动。以前大会演是每个单位演出一场，后来的小型会演只要求每个单位出一两个节目。1984年，羊毛衫厂的小合唱和县医院的舞蹈去汉中参加过演出，观众反应还很不错。
    遗憾的是那个时期，常因演出单位对评委的打分不满而发生纠纷。
    记不起是哪年，县文明办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文明杯文艺会演》，各级文明单位都必须参加。在1988年的文明杯比赛中，电力局的《牧马河畔撒明珠》鹤立鸡群夺取第一名。这部作品在当年七月完成词稿，随即邀请杨汉贵、徐邦杰和我加上李大洲本人共4人分头进行谱曲，陈秀萍编排舞蹈，我教唱并指挥，文工团乐队伴奏，刘良学设计服装。这个团队的阵容无疑是西乡的顶尖组合。后来以此作品参加国家农村题材文艺作品评奖或优秀奖。
    县上领导看到此节目的成功演出，非常高兴。随即要求这个编创班子再创作一组歌唱西乡的文艺节目。1989年赵宏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刚好赶上这一组节目的排演。使西乡文艺界又添新秀。

 ——关于西乡孝歌。
    过去，西乡办丧事都要唱孝歌。其内容都是歌颂一些孝敬父母的典型，如《安安送米》等。所有孝歌都属叙事性的分节歌曲式。一段唱腔重复到底。小时候，凡见周围有办丧事者，我都要去听人家唱孝歌，甚至把打鼓棒要来，帮人家敲一阵。现在想来好可笑。等自己长大一点懂事后常常想一个问题：人死了本来应该很悲痛，为什么还又敲又唱的？细想之，此举乃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的一种教化方式。是有很深的社会意义的。
    因求学，走出西乡后才得知，唱孝歌是西乡专有的社会现象，周围各县皆无此俗。其它县办丧事都兴办道场（道教）或念经（佛教），没有唱孝歌的。有一次在南河坝听到几个老头在闲谈中说旧社会谯家店有一户大户人家办丧事既办道场也念经。名曰“对台经”。我有时猜想，唱孝歌的习俗会不会是清朝时候从湖北移民带来的（其唱腔有湖北语言因素）？但没有机会去查证。
    因解放后时不时有政府官员对唱孝歌以破除迷信为由加以干涉。于是人们不得不以看录像或看电视取代唱孝歌。但不管看录像或看电视，仅仅只能起吸引人们去参与守灵的作用，别无任何意义。我看还不如唱孝歌有社会意义。尤其当代对父母不孝者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更显得孝歌意义深远。
    记不起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从河南来了一帮人，租住于古城并在城里张贴广告，对外开展庆典锣鼓服务。开始生意并不红火，但时间一长，这种庆典形式渐渐得到西乡人的认同。在这帮河南人的引领下，这种现象现已普及到全县各个角落。
    尽管当前的丧礼时尚已成大势，不可逆转。但我认为相比之下还是唱孝歌比较有社会意义。

 ——九十年代及以后。
    在文明办举办一年一度的文明杯文艺会演的同期，团县委也经常举行一些文艺演出活动。大概在1995年团县委曾经选送两名歌手参加团地委举办的“农民歌手大奖赛”。一中学生王素梅唱《午子风云》主题歌获二等奖（总分排位第四）。另一位歌手（男，记不清名字了，是私渡人）获三等奖。
    曾于1987年考上西安音乐学院的李淑平（李章峰的妹妹），1991年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去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工作。在九十年代末的一次陕西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获美声唱法组第二名。
九十年代前期电力局、氮肥厂文艺活动开展的都非常活跃。氮肥厂曾在厂内排演《长征组歌》多场。巴山制药厂的文艺活动开展也很活跃。九十年代后期起，各单位开展文艺活动的热情随着经济目标的上升而渐渐减弱。
    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一技之长。于是，校外音乐培训便渐渐兴起。起先有我的电子琴培训和徐邦杰的古筝培训。接着出现了杨光兴的二胡培训、杨光耀的吉他培训和何善华的琵琶培训。不久后胡六一和杨文朝的电子琴培训、杨清明的小提琴培训也相继开办。遗憾的是徐邦杰的古筝培训只开展了短短几年就因为忙而停收学生了。前几年我女儿任亚也加入到这个队伍进行古筝培训。以上培训都参加过多年的全国考级。
这些年来，在开展音乐活动方面最大的遗憾是咱们县上始终未能解决好扩音话筒问题。曾有几次活动的主办方都给大家宽心说这次县上拨了多少多少钱买最好的话筒，然而每次都以大家的失望而告终。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文工团用的那个由张敬亮自制的山寨版的话筒将可能永保西乡最好话筒的地位了。
    由于话筒问题的干扰，西乡这个舞台就只能演出舞蹈节目，因为演出舞蹈不需要话筒。常有内行发现西乡的演出活动基本上成了舞蹈专场，这些朋友们看了此贴后想必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电脑的运用给合唱、小合唱等声乐节目的演唱带来了一线光明。在前几年国税局和财政局的合唱中，我探索成功提前将合唱者自己合唱的声音录下来刻成光盘，在正式演出时既真实的唱也同时播放先前录下来的歌声。这样就克服了以前观众只看到演员嘴动而听不到声音的滑稽场面。其实这个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虽然有事先录好的音，临场还是要百分之百的真唱，不然表情会很滑稽。即使说这是假唱，那也与歌星们的假唱性质不同，歌星假唱是为了防止临场演唱因身体状况不佳，把哪个音唱不好。而我们是为了应对客观条件给我们造成的障碍。

    结束语：
    现在准备结束本文了。以上所写内容肯定只是西乡音乐活动的很少一部分，我所没有见到和没有听到的肯定还不少，欢迎大家补充。当然，也有我知道而故意没有写出来的。那是因为我只想写一些音乐行道正面的东西，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嘛。
    以上所写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属于纪实，而非文艺创作。凡记的模糊的，我都以“好像”、“记不清”、“可能”、“估计”等用语进行了说明。